在美国的中国式“虎妈”

　　虎妈蔡美儿的出现，使得全世界媒体纷纷聚焦于她那如同马戏团训兽般的“中国式教育方法”。她的“成功”在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追随者蜂拥而出，当中的“佼佼者”当属狼爸与鹰爸。他们都将孩子学业的成功放在首要位置，在中国人的固有观念里，父母是否够格完全取决于孩子们头顶那块大学牌子是否响亮。狼爸甚是自豪地宣称“棍棒底下出孝子”，并坚定不移地认为是自己的棍棒教育将自己的三个孩子“打”进了北大。而鹰爸也不甘落后，在网上上传了一段自己4岁儿子在暴雪中穿小短裤裸跑30分钟的视频，冻得够呛的孩子带着点哭腔跟爸爸要“抱抱”。这段视频挂上网后，迅速引来数十万网友对鹰爸极端教育方式“围观”和议论。而鹰爸告诉记者，他已经让孩子做了IQ测试，并已经提前开始了小学教育。他的最终目标是让孩子在10岁时剑指清华大学。 

　　飞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使得太平洋两岸两种各有所长的教育理论与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对中国父母而言，即便孩子长大成人，他们对之依旧有着强烈的控制欲；与之不同的是，美国父母更期望孩子们能基于自己的兴趣去探索和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听命于父母。他们希望孩子在长大成人后，不单能独立生活，更能独立生存，走向身体心理的双重断奶。中国父母的另一大特点是相当看重学业成绩，分数高于一切；美国父母则强调在教育中培养孩子的兴趣，孩子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始终摆在首位。 

　　　　　　中国人对高等教育焦虑的根源

　　尽管两国的高等教育同根同源，但由于文化的差异以及对教育的不同期望，使得两国对升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在中国，高考中的10分可以决定你是一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还是一位在繁华大都市里风光就职的白领。因而，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教育不可避免的被赋予了“救赎”的色彩，教育是摆脱艰辛的唯一出路，后半生吃苦则是不重视子女教育而遭受的报应。在中国父母的眼中，孩子的学习成绩是对其家庭教育是否成功的最直接反馈。在这种潜意识的驱动下，这样的家庭教育就不可避免的笼罩上了一层恐惧和焦虑：对失败的恐惧，对自己是否是合格父母的焦虑。这种恐惧和焦虑就如同莫斯比怪圈一般永无止境。 

　　两国心态上的差异，主要根源于资源分配的不同。在西方，地广人稀，机遇众多。教育的最大意义在于尽量发挥造物主赋予每个人的潜能与天赋来服务、充实社会。而在中国，教育则意味着在人才济济，机遇难求。在中国，金字塔尖的1%的人掌握了社会绝大多数的资源，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是决定社会资源如何分配的基石。高考对众人而言，是爬上金字塔顶端的一个公平机遇，但残酷的是获胜者寥寥无几。教育系统像是一个漏斗，它追求的不是人人受教育的权利，而是为这个社会筛分等级，筛分的工具则是那个冷冰冰高高在上的考试分数线。对于中国学子而言，分数的确决定命运。同样的，社会也倾向于以这样的外在尺码来评价一个人，而忽略每个人独特的魅力与内在价值。如此一来，恐惧与焦虑怎能不严重？！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大部分中国人都开始走向富足。然而，许多中国人的心态依旧停留在过去那个资源短缺“一考定终身”的时代。更为火上浇油的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便每个家庭唯一的机会，一旦孩子从升学考试中败下阵来，整个家庭都大失颜面。但成功真是高考这条独木桥吗？失学并非走入绝路，自主创业、成为名厨，何尝不是人生新开始？ 

　　　　　　　　家庭的教育宗旨

　　中国父母从骨子里都懂得，只有那些不懈追求过的东西才值得被珍视，无论是达成某个目标还是习得某项技能。他们同样也知道勤能补拙。深谙汉语与英语的人都清楚，英语是由听觉习得的，光听单词的读音能引导我们正确拼写单词；与此不同，汉语却是视觉习得的，汉字的字形和其读者并没有显著联系，记住字词完全依赖于死记硬背。就如同麦尔坎·葛拉威尔在他的著作《异类》里揭示的“一万小时定律”一般，即便如同莫扎特这样的天才，也需要经过超过一万小时的辛勤练习和勤奋作曲才能成为大师。当中国父母能够克服自身的恐惧与焦虑，西方父母能激励孩子克服反复练习所带来的枯燥与厌倦，坚持学习，最终看到孩子日益精进时，我们才能体验到所谓的“跑步高潮”。马拉松运动者们都知道，“跑步高潮”只有在在跑步者克服了退出的念头之后才会出现。 

　　为何我们不能透过那些中西方家庭教育的条条框框，低下头来审视我们隐蔽复杂的内心呢：为何我们如此迫切期望孩子能获得成功？只有当我们寻找到问题的答案，且敢于正视自己内心“怎样做才是好父母”的恐惧与焦虑时，我们才能摒弃外在影响，最终将孩子的兴趣爱好做为家庭教育的宗旨。唯有那时，我们才能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部分，确保孩子未来一生的幸福。 

本文转载自蒋佩蓉新浪微博